陆雄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金融人才缺乏背后的症结不在于 “量”，而在于 “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传统金融学科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其知识体系主要涵盖宏观经济、货币银行、国际金融等。通过学习上述知识毕业的金融人才已经不少，但事实上，其中不少人很难支持国家金融体系重构与转型，也缺少在市场环境中操作金融工具的实务知识与必要训练。其次，尽管这两年我们启动了 “千人计划”、 “长江学者”等工程，从海外引进了不少人才，但真正熟悉国际金融操作的还是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如今的商业银行从业者，基本都是在实践中慢慢学习商业银行运营所需的金融知识。投行、保险、证券公司的情况也大致类似。最后，要建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势必需要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熟练掌握外语的金融人才，在这一点上我们依然相当欠缺。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们此前往往“本土人才”和 “海归人才”双管齐下，却仍然难以完全满足迫在眉睫的人才问题。本土培养的人才由于在封闭市场中成长起来，其中不少欠缺国际化的视野。而很多“海归”的短板往往在于缺少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他们也许 “术业有专攻”，具备开发和运营某些具体领域或金融产品的经验，但制度设计却需要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他们不仅需要具有复合知识与经验，需要对各大国际金融市场建构与运作有深刻理解，也需要对资本市场及其各方参与者引发的风险机理有充分认识与把握。

以期货交易为例。尽管我们目前的商品期货交易方式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总体上仍处于封闭状态，金融期货更是品种单一。因为缺少相应的专业金融人才去设计市场、组织市场，很多制度的设计一旦后来遇到具体问题，都不得不倚赖领导拍板。而不少领导在拍板时心里往往也没底。又如，如今国内资本市场上常常真假消息满天飞，股民误听、误信、误传几乎成为常态。这实际上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市场层面普遍缺乏专家设计不无关系。

解放观点：有观点认为，如果这种人才方面的不足不能从根本上缓解，长此以往，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进程。

陆雄文：没错。所以，我们不妨把现在到2020年这段时间，看作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 “试验与准备阶段”。只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人才的培养与积累、制度的设计与反复实验、各种正反经验的历练与互相佐证，才有可能完成。然后才是外资企业上市，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上市，更多的国际对冲机制以上海为据点发展起来，人民币在国际上被更广泛地用来做结算货币，若干人民币离岸中心逐渐建立起来。以上种种，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我个人认为，相对于微观金融决策和运作人才的缺乏，当下的中国，尤其是上海，更缺少的是制度设计层面的人才。下一步，能否有针对性地引进与培养能同国际接轨又契合中国转型与成长的高级金融人才，使其能对现阶段的市场结构和相应制度进行科学的整体设计，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

解放观点：在国外，培养能够适应资本市场发展要求的金融人才，也是管理学院、商学院的责任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本土的商学院能否有所作为？

陆雄文：金融学研究通常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即国家宏观层面。它专注于研究汇率波动、货币供给、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合作等一系列宏观金融问题；第二个层面则属于资本市场范畴，包括资本市场的结构、金融产品创新、公司融资与并购等。国际上的管理学院、商学院研究的正是第二层面的金融问题，而我国传统宏观金融学科则主要局限于经济学范畴。（武汉科技大学自考专套本）